# 建筑与乌托邦：设计与资本主义发展 Architecture and Utopia: Desig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1935-1994）** 塔夫里1968年担任威尼斯建筑学院（IUAV）的建筑史教授，1970年创立建筑史研究所，与其同仁一道以“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重读现代建筑史”为使命，展开了多样的、持续的、专注的研究与写作，逐渐形成的“威尼斯学派”为国际建筑学界带去了强烈的冲击。作为这一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塔夫里是一位反对操作型批评的建筑批评人、为建筑史祛魅的建筑历史学家、以阶级斗争作基底搅动批判理论的建筑理论家。 ## 前言 Preface - 该著作是对塔夫里于1969年发表在期刊《Contropiano》上的文章《论建筑意识形态的批判》("Per una critica dell'ideologia architettonica")进行的重新加工和大幅扩充。 - 英文版出版于1975年。其原始意大利语版本题为《计划与乌托邦》（Progetto e Utopia），于1973年1月在巴里由Laterza出版社出版。 - 塔夫里在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历史研究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对这本书的写作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研究尤其关注历史基进运动与大都市之间的关系、脑力劳动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20世纪早期德国社会学研究、意识形态与苏联的计划经济的实践、社会民主城市管理以及建筑周期。 - 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涉及了自1960年至今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当代建筑基本原则的批判性分析是这个语境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塔夫里提到，他的论述必须在意识形态批判工作完成、思考哪些知识工具可能对政治斗争有用时结束。 > 此刻要立即声明的是，对于当代建筑学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分析并不含有任何虚设的“革命”目的。精确地确定资本主义发展的任务——从建筑学中所剥离掉的那些东西，才是这里的重点。或者说，大体上有什么东西因为意识形态的预设而被剥离。It should be stated immediately that the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ontemporary archi tectural ideology does not pretend to have any revolutionary aim. What is of interest here is the precise identification of those tasks which capitalist development has taken away from architecture. That is to say, what it has taken away in general from ideological prefiguration. ## 1 理性的冒险：启蒙时代的自然主义与城市 Reason's Adventures:Naturalism and the City in the Century of the Englightenment  - 1753年洛吉耶（Laugier）的都市设计理论，同时也正式开启了启蒙运动的建筑理论。该理论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主张将城市简化为一种自然现象；另一方面，它试图通过将“如画”（the Picturesque）美学的形式元素扩展到城市结构中，超越固有的城市组织观念。 > “任何一个懂公园设计的人大概都能根据城市与地形和环境应有的关系设计城市平面图…这里必定有广场、交叉路口和街道，也必定有归整性和随意性，有联系和对立，有改变场景的偶然元素；它在细节上具有严格的秩序，但在整体上，要有某种混乱、动荡不安的感觉。” - 洛吉耶的自然主义诉求也就是对环境设计原始纯洁性的追求，它要求理解城市特有的极端反有机性（anti-organic character）。将城市简化为一种自然现象，这与18世纪初英国经验主义（English Empiricism）倡导的“如画”（picturesque）美学一脉相承。 - **把城市比拟为一个自然现象（a natural phenomenon），这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 城市不再被看作是一个结构，它通过自己的积累机制，决定并改变了土地开发和农业生产的过程 - 作为一种比拟为“自然”过程的现象，并且由于其普遍特质而具有的非历史性，城市也不再是结构性思考的对象 - 起初，追求形式的自然主义被用来说服革命前的资产阶级其所发动的改变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稍后，它被用来巩固和保护这些成果，使之不至于被进一步改造 - 另一方面，保证艺术活动具有最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作用 - 1762年出版的《战神广场平面图》（Plan of the Campo Marzio）是一件纯粹的概念性作品。它的内容大部分为推测虚构，但最大程度地表现出古罗马战神广场区域的空间特性：几何母体的组合、多轴线、局部对称、自由生长、以超大型建筑作为节点。它是皮拉内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对古罗马空间本质的认知所得。  《Imaginary Prisons》（想象的监狱）系列版画  - 在“战神广场”，我们见证了建筑与自身的斗争的史诗般的表现。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建筑类型语言在这里被确认为一种优越的秩序原则，但单一建筑类型的配置往往会破坏历史上发展起来的语言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 - 形式上的发明似乎宣示了它自己的首要地位，但对发明的执着重复却使整个有机体沦为某种巨大的“无用机器”。 - 因此，理性主义似乎揭示了其自身的非理性。在试图吸收自身所有的矛盾时，建筑 "理性 "将冲击的技术应用于其基础。单个的建筑碎片相互推挤，每个碎片都对冲击无动于衷，而作为一种积累，它们显示了在形式定义上所花费的创造性努力的无用性。 - 在十八世纪的美国，自然主义（naturalistic ideology）思想找到了一个适当的政治发展领域。对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农业民主和反城市政治思想 agrarian democracy and antiurban politics））来说，古典主义、帕拉迪奥主义和英国实验主义的运用，无非是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美国革命，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性成为“民主建设”的实践指南。 - 利用规则的大道网络（arteries）作为简单、灵活的支撑，使城市结构在不断变化中得到稳定保障，实现了欧洲从未达到的目标。在美国的城市中，单一的建筑碎片被赋予了绝对的自由，但这个碎片所处的文脉（context）并没有在形式上加以规定：城市的次要元素被赋予了最大程度的表达（articulation），而管理整体的规律却被严格地维持着。于是，城市规划与建筑最终被分离（thus urban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e are finally separated.）。 Monticello and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in Charlottesville，1772  上：法国尼姆的罗马神庙（Maison Carrée de Nîme） 下：里士满新国会大厦（the new Capitol of Richmond）  ## 2 Form as Regressive Utopia - 通过我们对十八世纪建筑的直觉预设和经验的简短分析，容易看出形式的传统概念所遭遇的危机，而这个危机的产生，正是因为人们逐渐明晰地意识到，城市会自主地对建筑产生干预。 - 从一开始，启蒙建筑就提出了一个当代艺术发展的基本概念：形式的脱节（the disarticulation of form）和结构的无机性（the antiorganic quality of structure）。这些新的形式特性的制度之形成，从一开始就与将要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舞台的新城市有关，这种关联并非没有意义。 - 建筑学能以 "仿真（approsimation） "的方式来应对这个“精确宇宙”并不奇怪。事实上，城市结构（更准确地说是记录了技术进步的胜利所创造的各种冲突的城市中）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市已经成为了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在这样的结构里寻找一个平衡点的行为都转换为了乌托邦式的立场。 - 在“现代运动”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乌托邦主义的终结和现实主义的诞生并非相互独立。恰恰相反，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现实的乌托邦主义（realistic utopianism）（指的是认真的期望解决问题的例如傅立叶社会理论家）和乌托邦化的现实主义（utopian realism）（指的是美化了现实的建筑操作或者城市改造）相互重叠、相互补充。社会乌托邦的衰落推动了意识形态对利益法则带来的政治关系的投降。建筑、艺术和城市意识形态只剩下形式上的乌托邦，以此通过理想的综合（synthesis），重建人类的整体世界，以此通过秩序来拥抱无序。 - 若要将现代运动的过程，作为一个从19世纪下半叶到1931年间的意识形态工具来分析，那么需要重溯以下三个阶段的历史： - 第一阶段的历史，它见证了城市意识形态的形成，是一种对晚期浪漫神话的克服（an overcoming of late romantic mythology）方式。 - 第二阶段的历史，见证了先锋艺术家们（avant-garde）的任务逐渐演变成为意识形态计划（projects）而创作，以及对未被满足的需求的个性化设计，而这未被满足的需求则交由建筑学来具体解决（绘画、诗歌、音乐和雕塑虽然能够在纯粹理想的实现这一目标，但缺少现实性）。 - 第三阶段，建筑意识形态（architectural ideology）成为了规划意识形态（ideology of the plan）。这一阶段又一次陷入了危机，而且随着建筑的意识形态功能似乎变得多余，或仅限于边际重要性的后卫任务后（limited to rear-guard tasks of marginal importance），这个历史阶段逐渐被新的阶段所取代。大致在1929年危机后、反周期理论出现（anticyclical theories）（先于收益趋势买卖股票的策略）、国际资本的重组、俄国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的这段时期，上述取代逐渐发生。  ## 3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Ideology and Utopia 汉娜·霍赫，用达达餐刀切除德国最后的魏玛啤酒肚文化纪元（Hannah Höch, Cut with the Kitchen Knife through the Last Epoch of Weimar Beer-Belly Culture in Germany, 1919）  - 为什么十九世纪伟大的文化（Kultur）的所有"悲剧"和魏玛的所有乌托邦，除了设想一种对未来的完全掌握外，都无法生存？知识工作的脱产性是压在十九世纪文化界良心上的罪行，也是先进意识形态必须克服的问题。因此，把意识形态变成乌托邦成为当务之急（To turn ideology into utopia thus became imperative）。 - 韦伯（Weber）、谢尔（Scheier）、帕累托（Pareto）、曼海姆（Mannheim）：20世纪初，将那些阻碍生产领域的各种理性化和将社会统治的偶像面纱揭开，成为知识分子新的历史任务。 - 对于"进步思想"（progressive thought）来说，"每一事物只有从它未来或在它之上的其他一些事物、从未来的乌托邦、从超越于现存之物的规范中才能获得它的意义。"保守思想（Conservative thought）"则"从现存的背后的东西、从它的过去、从至少以胚胎形式现存的东西中，推导出特殊的意义。因此，乌托邦无非是"一种对正在和正在成为的整体的结构性设想"（K.Mannheim），是对“纯粹”基点（pure datum）的超越，一个旨在 "打破现有秩序的关系 "的定向系统，以便在更高和不同的层次上恢复这些关系。 - 意识形态是以辩证法的形式一劳永逸地被赋予的，这种辩证法建立在否定（negative）的基础上，使矛盾成为发展的推动因素，从矛盾的存在出发，承认制度的现实性。这样的辩证法已经不需要不断地回到意识形态，它并非一种构成抽象的行为方案，而是同时定义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及一种计划战略的相互关系的真实基础，它消除了任何乌托邦模式和意识形态本身发展的任何可能性。换句话说，任何在制度价值体系中进行的意识形态的再阐释，都只是纯粹和简单的重复。意识形态只能再次经过已通过的相同阶段，不断以矛盾的中介（mediation of the contradiction）形式找到自身的最高形式。在意识形态向各种学科的转移中，最多只能取得"技术性"的进步。真正的问题是，要知道意识形态不断重复的自身，在多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它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期（initiation）和稳定（stabilization）阶段所发挥的基本作用。 - 两种倾向： 1.自认知识分子工作基本上是纯粹的工作（as essentially work pure and simple），因此不是能够为革命运动服务的东西。明确地承认这种工作的自主性是相对的，只有政治或经济上的赞助人能够给知识分子学科的努力赋予意义。 2.另一种否定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的作品，声称自己有着纯粹的意识形态的立场（claiming a position of pure ideology），它本身想取代政治组织并且从内部肯定或批判它。所以，知识理论的目标就是脱离生产工作，站在生产性工作的对面，作为它的批判性意识存在（critical conscience）。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知识社会学证明了人类社会“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这两种形态，前者的功能在于维护现行秩序，后者则在于反对这种秩序，人类历史的更替和演进在观念的维度上可以表达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振荡，在乌托邦取代意识形态之后，自己亦相应地成为了意识形态，并创造自己的对立面”。所谓意识形态，是指“维持现行秩序活动的那些思想体系”，所谓乌托邦，是指“产生改变现行秩序活动的那些思想体系”按照曼海姆的思路，即探寻人类“思想混乱的基本因素及其过程”。）* ## 4 先锋派的辩证法 The Dialectic of the Avant-Garde 此外，所有的先锋运动都模仿政党（political partie）作为行为典范。达达和超现实主义当然可以被看作是无政府主义精神的特殊表现。而事实上，风格派、包豪斯和苏联的先锋运动都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明确地设定作为全球政治实践的替代品；这些替代方案具备了之前人们道德选择的所有可能性。 但真正让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其实是城市。因此，城市的无形态和混沌，要通过从其内部提取其进步的部分来改变（The formlessness and chaos of the city is therefore to be redeemed by extracting from within itall its progressive virtues）。先锋运动非常明确地指出，对技术所释放的新生力量，进行计划性的控制是必要的，但他们随即发现，他们没有能力将“理性的呼唤”具体化（entreaty of Reason.）。 ==这时，建筑艺术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接受并超越所有先锋运动的追求。也只有建筑能够真正地回应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风格派和国际构成主义所提出的需求，这些运动早已陷入了危机。==（参看第二章，我们已经进入了塔夫里所描述的第二阶段的历史：这一阶段见证了先锋艺术家们的任务逐渐演变成为为意识形态计划而创作，但那些未被满足的实用化的需求则交由建筑学来解决） - 把“震惊”的体验从任何自动化（automatism）中解放出来；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找到被资本主义大都市已经巩固的特征（重组的快速性、整合性和通讯的及时性、使用频率的日益增加奏、折衷主义）所改变的视觉和行动代码；把艺术体验降低为一种纯粹的客体（这是对商品化的明显隐喻）；让公众参与进来，统一在一种公开的阶级间的、因而也是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anti-bourgeois ideology）中：这些都是二十世纪的先锋艺术共同承担的任务。（*在这里，塔夫里从政治运动及其目的的角度解释了先锋派需要完成的事，为了让大众能够获得自由，他们需要把那些资本主义大都市旧有的视觉符号做一番改变与颠覆，其次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打破艺术的分级桎梏。*） - 乔治·西美尔在考察他所谓的"大都市人"的特征时，认为： > “冷漠态度的实质是对事物差异化的迟钝感受。这并不是说，人们像白痴那样，没有察觉到对象的存在，而是说，事物的意义和不同的价值，进而到事物本身，都被认为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它们以一种均匀的平坦和灰色的基调出现在冷漠的人们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对象值得优先于其他对象。这种情绪，对于完全封闭化的货币经济来说，是一种如实的主观反映。在不断流动的货币当中，所有的事物都以同等的比重漂浮着。所有的事物都平铺在同一水平线上，彼此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它们所覆盖领域的大小。”（《大都市的精神生活》，1903） - 货币经济作为构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核心，其等价交换原则已深植现代人内心。在此引用西美尔的话，意在说明不论在大都市中有怎样持续性的新奇体验，都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是具有优先级、拥有特殊性的了，都在人们转瞬即逝的体验中，变为“不过尔尔”，变为被忘却的对象，最终进展为对其“漠不关心”。 - 事实上，问题是该如何使神经刺激的强化（Nervenleben）变得活跃起来；如何通过将大都市所引发的震惊，转化为一种新的动力发展原则，来吸收这种震惊；如何将"价值冷漠"在大都市经验中，不断引发和滋养的痛苦"利用"到极限。必须从蒙克的《呐喊》（Munch's Scream）到艾尔·利西茨基的《两个正方形的故事》（El Lissitzky's Story of Two Squares）：从痛苦地发现价值的无效化，到使用一种纯符号的语言，被大众所感知，他们完全认同于货币经济学世界中只有量而没有质的原则。 蒙克的《呐喊》（Munch's Scream） 艾尔·利西茨基的《两个正方形的故事》（El Lissitzky's Story of Two Squares）  皮拉内西的《战神广场》和毕加索的《小提琴夫人》（Dame au violon）都是"计划“（project），不过前者组织的是建筑层面，后者是人的行为模式。  Paul Gauguin, Arearea (Jokes) (1892). Gauguin appropriated the forms of Tahitian art and incorporated them into his paintings.  ## 5 "Radical" Architeture and the City 恩斯特·梅规划的法兰克福、马丁·瓦格纳管理的柏林、弗里茨·舒马赫的汉堡和科尔·范·埃斯特伦的阿姆斯特丹，都是城市社会民主管理史上最重要的篇章（Frankfurt planned by Ernst May, Berlin administered by Martin Wagner, the Hamburg of Fritz Schumacher, and the Amsterdam of cor van Eesteren ）。但是，这些几乎类似于绿洲般独立存在的实验性居住区或定居点——实际上是在城市边缘真实建造的乌托邦，很少受到城市现实的制约——城市的历史中心和城市生产性区域间矛盾的持续积累和增加。而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很快就变得比建筑学设计出来的控制手段更具决定性。 ## 6 The Crsis of Utopia: Le Corbusier at Algiers ## 7 Architeture and Its Double: Semiology and Formalism ## 8 Problems in the Form of a Conclusion ___ >塔夫里指出操作性批评（operative criticism）的理论问题——操作性批评不可避免地加诸近代的标准于古代之上。简言之，操作性批评从事的是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而不是创造历史，提出历史之诊断（historical diagnosis）。建筑批评必须由对建筑形式的分析改变到对形式外貌形成限制之所有脉络组织的批判。所以，历史研究变成“建筑意识形态的批评”，以找出建筑是什么，以及建筑如何神秘化了形式真正的历史意义。 >就像没有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只有一种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批判那样，吾人不能“预期”一种阶级的建筑（一个解放的社会之建筑），而可能的只有引入一个对建筑之阶级批判。 - 塔夫里借着柯布西耶例子，真正的重点是要提出，现代资本主义借助设计的意识形态深入人类存在的一切结构和上层建筑层面，而这种需求也绝不会因不同的设计或者“反设计”而改变。 - 也就是说，（在现有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中）不可能建立一种（无产）阶级的美学、艺术、建筑。而只能建立一种针对美学、艺术、建筑和城市的阶级批判。简单来说，在既定的结构中寻求另一种结构无疑是自相矛盾。 - 塔夫里在这里假设了一切不能有效地打断资本系统社会再生产的事物，都可以视为这个系统之再生产的一部分。而这暗含的是一种“整体系统”的观点，因此任何变化的可能，都有待整体性的社会变革；在这之前，一切部分的、有限的努力都属白费。 - 塔夫里认为建筑理论无法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且不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可能有新的建筑形态的诞生。  重点概括 - 批判建筑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发展：塔夫里对现代建筑的历史进行了批判性的解读，将其置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下，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他认为建筑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发展面前变得无用，并被吸纳或溶解进体系之中。 - 乌托邦的失效与异化：书中核心论点之一是建筑的乌托邦倾向在面对资本主义现实时遭遇失败或被利用。建筑被剥夺了其原本的任务，被迫回归到“纯粹建筑”或“崇高的无用性”，其意识形态功能变得多余或边缘化。 - 历史时期的分析：书中追溯了从启蒙运动时期到20世纪的建筑和城市规划思想。 - 启蒙运动：分析了城市规划理论如何反映启蒙思想，以及自然主义与抽象原则的结合。讨论了城市作为生产和意识形态场所的出现。 - 皮拉内西：通过对《罗马古迹大观》和《关于建筑的意见》的解读，展现了18世纪末建筑对自身概念的破坏以及城市作为充满矛盾和无序的场所。 - 18-19世纪美国城市：考察了如华盛顿特区等城市的规划，如何体现了美国特有的反城市和农业乌托邦思想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 - 20世纪先锋派：分析了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风格派和国际构成主义等先锋派运动，它们与大都市、生产体系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先锋派试图通过艺术来应对或逃避资本主义现实，但最终其尝试被体系吸收或边缘化。 - 社会民主城市规划：分析了如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法兰克福住房项目（Siedlungen），这些项目虽然带有社会理想，但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未能实现根本性的改变，并暴露了城市发展中的深层矛盾。 - 柯布西耶：重点分析了柯布西耶的规划思想（如阿尔及尔奥布斯计划），他试图将建筑和城市规划融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和重组循环，将城市视作生产和消费的对象，但最终其项目在面对现实时遭遇失败。 - 建筑角色的转变：书中描述了建筑的角色如何从创造具体“对象”转向组织“预成材料”的技术，成为一种政治行为，并被简化为生产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 意识形态、知识工作与资本：探讨了知识分子（包括建筑师）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作者认为知识工作在试图对抗或超越体系时，其批判性被削弱，最终服务于资本的逻辑。意识形态本身也成为了一种工具，用于协调和管理社会关系以及生产过程。 - 形式、技术与传播：书中分析了形式与技术、传播体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现代都市背景下。建筑的形式和设计方法受到技术发展和生产逻辑的深刻影响。新的传播理论（如符号学）也被引入，用来分析和理解艺术和建筑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 摘要 - 著作的核心论点在于，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试图通过设计构建乌托邦的努力，最终在资本主义体系的逻辑下失败或被收编。塔夫里考察了从启蒙运动时期到20世纪的各类建筑和城市规划思想及实践，包括洛吉埃、皮拉内西、美国城市发展、社会民主规划、先锋派运动以及柯布西耶的规划。他认为，建筑的“意识形态功能”日益减弱，并被剥离了其传统任务，沦为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循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服务于系统性重组的工具。 - 书中探讨了形式与非形式、秩序与混沌、理性与非理性等矛盾在城市和建筑中的表现。先锋派运动虽然试图挑战现有体系，其艺术实践也反映了都市经验带来的冲击和异化，但最终其探索也被整合进资本的逻辑之中。塔夫里认为，知识分子和建筑师的工作在试图维持自主性时，最终却服务于资本的需要，陷入“阶级服务”的境地。他通过对符号学和传播理论的讨论，进一步分析了在技术和生产体系支配下，建筑和艺术如何演变为一种抽象的语言或仅剩下形式操作。 - 总的来说，该书认为现代建筑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或政治解放，其乌托邦式的愿景已经被抽空或转变为服务于体系运行的工具。塔夫里的分析最终呈现了建筑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所面临的困境和局限性。